Dave O’Dell采访


戴维和高伟在年华酒吧 1997

Dave O’Dell是你能找到的中国早期朋克场景最坚定的支持者。1995到2003,生活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,他不仅仅是作为中国朋克开始形成的观察者,更是其诞生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:组织了许多早期的朋克演出,办了第一本朋克杂志,甚至还在许多乐队里弹过贝斯。David曾在那个圈子里的核心部分。在他的书“分不开-一个美国人的记忆和中国朋克的故事”中,他讲述了自己在中国时,与北京朋克场景紧密相关的故事。我们通过邮件联系到了他,让他讲讲关于这本书和那些曾经的在中国的日子。

问:是什么让你决定写“分不开”这本书?又是什么让你觉得将那段时间的历史记录下来是很重要的?

David:第一次我想到记录这个场景的时候,是在“解决吧”看地下婴儿,那是北京第一次朋克演出。如果我们只是想弄个聚会,找几个蹩脚乐队凑凑热闹的话,我绝对不会留意他们。我拍女孩的照片会比拍乐队的照片还多…但是,那天晚上地下婴儿把看演出的人都镇住了,每个人都在拍照片记下那一刻。这就是我记录这个场景的开始,就是拍下那些照片,但是在我跟高伟还有他的那帮年轻哥们混了一段时间后,我意识到一个非常棒的场景正在酝酿,而我更是身在其中。我当时并有考虑用书的形式,我通常都是用超八摄像机或者小DV来纪录,这么样做了四年。我有些特别早的演出视频,但是做个纪录片会花很多钱,而且还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,我肯定应付不过来。所以纪录片不可能,我也不是个做电影的。我更像个默默无闻的学者,所以我决定将他们的故事和我自己的经历放在一起,写本书,然后尽可能的把照片和歌词翻译放在书中。写书的想法是在2005年形成的,现在是2012年,所以严格算来,七年前,我开始坐在我家附近的酒吧里猛喝起来,这样试着把在北京的记忆带回来,然后写成小的章节提纲,再把他们按年代排列。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看起来像是个故事集,它是一个记忆的释放和重组。

问:你在书中提到,早期的朋克从一开始就挤满了国外的记者,他们都试图描写出一个纯真,带有“中国特色”的朋克故事。你觉得当时那个场景里有什么“中国特色”嘛?

David:这是个挺难回答的问题。因为,虽然在我们耳中,节奏和声音都是朋克,这种有些历史的音乐风格,但他们用中文歌词传播了信息,用中文歌词描述了一般的城市生活和中国人的生活,歌词里面有口号、讥讽和强硬政治下的故事,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、最密集的城市中。那些早期的朋克乐队,地下婴儿、麦田守望者和无聊军队,在他们歌词中都表达着中国式的不满。

问:你的个人故事和早期的北京朋克场景是缠绕在一起的,而且你也提到了其他外国人在这个场景中所扮的重要角色。那么你觉得外国人对这个场景的发展究竟有多重要?

David:我觉得进入这个早期场景中的外国人更像是催化剂,但是他们不是朋克场景开始的原因。假设他们没有为北京朋克们带来这些动力、资源和其他别的因素,这个场景只不过需要更长一些的时间才会爆发-但是不管有没有外国人,中国人都会形成他们自己的朋克场景,这是一定的。外国人帮助它迅速的成长和愈发受到瞩目是因为:外国人,比如我,有机会通过电视或者其他媒体与中国以外的世界取得联系,它们为我们带来了新的音乐和新的感觉。

问:你提到过Pridebowl和Envy在当时做的一个中国巡演。当时还有其他乐队在巡演路上到过北京么?

David:在那时只有另外一支乐队来过中国进行巡演,国际噪音阴谋,瑞典的Jonney(P.K.14的鼓手)带他们来了。在那之后有几支日本乐队,好像有个乐队叫 SOBUT (Sons of Bitches United and True)。脑浊(Brain Failure II)和他们一起在CD Cafe演过,那场演出还有个现场录音。

问:在书中,你写作的重点都是几支早期最重要的乐队身上。当时还有什么活跃着的乐队?在当时,玩不一样风格的音乐的乐队会一起演出么?

David:因为那时朋克乐队还是很少,他们得和一堆各式各样风格的乐队一起演出。在为我妈妈办的欢迎聚会上,我们请了地下婴儿、麦天守望者这两支朋克乐队,我们还请了野孩子这支原生民谣乐队,瘦人当时有点Funk,杨海崧和小孙早期的乐队“West”是那种另类摇滚的。在当时把不同音乐风格的乐队放在一起,办个演出是件很正常的事情。能在天使酒吧演出就意味着你能和罗绮、张楚这种摇滚和民谣的传奇歌手一起演出。后来,在无聊军队形成后,演出和俱乐部变得越来越专业,摇滚乐也被分成各种风格。如果你想看朋克演出,你得去嚎叫或者开心乐园这样的俱乐部;你想看民谣演出,就得去三里屯南转转。


ロ艾在豪运酒吧演出

问:谢天笑和唐朝乐队的老五曾经和当时的朋克场景、那些敬仰他们的音乐家们有过联系。当时的朋克乐队和这些老一点的乐队之间有什么联系么?像是苍蝇、NO和眼镜蛇?

David:当时的朋克们都喜欢唐朝、黑豹、崔健、张楚和眼镜蛇-那些早期的大他们一辈儿的摇滚乐队。他们两代音乐人之间其实没什么联系,不过年轻乐队还是对之前的带来中国摇滚乐的乐队特别尊重。我决得一旦年轻乐队在做演出、做专辑方面稍微有些经历后,他们会对之前的乐队更加尊重,因为他们明白了在北京做一个音乐家活下来有多难。

问:当时自己制作唱片和代理发行都违法的,想录音的乐队也会遇到很多挑战,他们是怎么做的?当时这些样带、或者录音能找到其他像魔岩这样的境外厂牌发行么?

David:早期的时候,还有另外两个年轻的厂牌:红星和京文唱片。这两个厂牌和魔岩一起出版了当时所有的摇滚乐。后来,摩登天空和新蜂进入到这个圈子。我记得越到后来正式录音的唱片越来越多,几乎没人出版样带了,除了有人送给我他们自己用磁带,手工做的样带。

问:在你的书中,还有北京第一份朋克杂志“摇滚乐大骗局”的扫描照,除了这份杂志以外还有什么杂志么?演出中的摄影家、音乐宣传或者是歌迷,有人派发这些杂志么?

David:我知道Anna Sophie也做过一本杂志,但是我这没有拷贝,她自己应该有。我好像记得我在哪看见过,但是不记得放在哪了。除了这两本以外,就没什么杂志了-在中国,发行任何未经政府审批的印刷出版物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。我感觉那些演出中的摄影家对这个场景至关重要,尤其是Katherina Hesse 和王迪,他们不是偶尔跑来凑凑热闹,几乎是场场演出都出现。宣传推广,就是乐队自己,只有一个人我认为他一直都在帮助这个摇滚场景-还不是乐队的人就是嘉伟,他对整个的摇滚场景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他经常会订些大演出,有大的赞助商(比如百威啤酒)和大牌摇滚乐队(唐朝、超载),朋克乐队偶尔也会被他叫上-当作这些演出的暖场。

问:很多早期的朋克们都离开了这个场景,在书中,你也提到了高伟越来越向电子乐靠近,还有Sulumi也是这样。你觉得他们离开这个场景,会对这个场景产生什么消极的影响么?或者这个场景中的热潮已被新一代所占据?

David:我想高伟和当时那种场景分开,对两边来讲都是很好的。这样高伟就可以有时间去专注于自己的作品和发展新的音乐。这个场景呢,会在新、老两代之间有一个清晰的分隔。由新一批的朋克带来的热潮似乎只影响到了他们自己,他们一起演出,乐队之间共用成员,只有少数俱乐部同意他们表演。地下婴儿不可能和他们一起演出,这些新乐队每支和每支的差别特别大,不论是歌词还是节奏,有些新的年轻硬核乐队肯定会拒绝和老的乐队一起演出。我想有一个分隔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,它是自发的,也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。


1997年,第一次来北京的杨海崧(P.K.14)和乐队的贝斯手在戴维位于安贞桥千村附近的公寓。

问:当时,你和那些乐队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中国来说都是第一次,那些经历也不可能再重复了。现在在北京的乐队比起你们当时要做的事情要简单多了。你认为在中国还需要饱含能量做个朋克么? 还是要继续打破限制,寻找些新的东西?

David:我觉得音乐是依赖于你在社会中所面对的压力、快乐产生的。没错,现在办演出比以前容易多了,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。但是仍有很多局限的东西,它和你所关注的题材是有关的。还有好多中国朋克没有接触过的题材,虐童、性虐待、工作权利、种族歧视、选举。全球化的问题,比如北朝鲜,战争恐慌,石油掠夺,地球环境。我觉得有支叫“十五分”的乐队是最好的朋克乐队之一,也是一支非常积极、活跃的乐队。他们的歌曲就涵盖了很多的朋克主题。不能因为你住在某个城市,你穿件朋克的衣服,就能让你变成朋克。我觉得-在我心中,朋克应该是对这些问题的对错应该有自己的想法,和为了你的想法,你能付出极大的努力去关注这些问题。你能唱、能建立些东西,你能摧毁事物,也能让事物诞生。这些事情,不论对错,你都可以做。我想这些年轻人们可以在任何的音乐风格和个人主义中受到启发。

问:还有什么你书中没写进去的故事么?

David:有吧…不过这本书就像阿甘说的一句话“这就是所有我想说的”。

问:大家都在问,这本书会不会有中文版?

David:天啊,我希望有…要是我自己翻译这本200页的书,肯定会花掉我一年的时间,而且我中文也没那么好。而且还需要进行中文的校对、编辑。所以差不多等于重写一本书,而不是简单的翻译它。我需要找个出版商可以管理翻译、欧洲、亚洲版权。用DIY的方法不太容易做一本这样的要在很多国家发行的多语言图书,同时还要为基金会募集一些钱。我现在要帮助的基金会叫做“半边天”,一个收留流浪儿童的基金会,这本书的25%的收益将会捐给他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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